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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和李云龙吵翻后,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。其实,以他的地位,要想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络,资格还差点儿。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,哪里会把一个普通军职干部放在眼里?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,他的热线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,这是他的老上级了,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。这位首长当时相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其地位正如日中天。
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做了汇报,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。他认为,本市“文革”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来自李云龙,此人仗着资格老,有些战功,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,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,代表了相当一批高级干部,他们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一直抱有抵触情绪。
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,似乎很感兴趣,沉吟了半晌才说:“我听说过李云龙这个人,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129师的,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?他是谁的人?哪个山头的?告诉你,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,胜负还未见分晓。这一点,你要特别注意,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,但山头确实存在,这是事实。
几十年的武装斗争,能没山头吗?从1927年到1929年,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。红军时期的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和红26军,抗战时的l15、 120、129三个师和新四军,山西决死队,广东的东江纵队,海南岛的琼崖纵队,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,哪个不是山头?你查一下,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,这一点很重要,党内斗争历来如此,人事关系、组织关系盘根错节,不把情况摸清楚,弄不好会把自己搞进去。“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,那种审时度势、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经验,没有几十年的磨练是拿不下来的,马天生感到自己差远了。
李云龙的简历是明摆在那里的,马天生经过仔细研究,发现李云龙的情况比较特殊,他哪个山头也算不上,又和哪个山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长征之前他属四方面军,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,张国煮同中央红军反目率四方面军掉头二过草地,恰巧李云龙那个团没接到命令,原因是传令兵在传令途中不小心陷进沼泽淹死了。
李云龙一觉醒来发现四方面军都走了,他还纳闷了半天。他哪里知道党内高层中的斗争,他想得很简单,到哪儿不是干红军,跟谁干都一样。恰巧他团队驻地离林彪的一军团很近,李云龙便主动找上门去要求编入一军团,对于这白拣的一个主力团,林彪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因此,这次党内斗争使李云龙鬼使神差地成了林彪的部下。长征到陕北后,1938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,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挨了不同程度的整,惟独李云龙没事,他属于大红大紫的一军团,谁敢打他的主意?
抗战初期,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三万多人,粮饷枪弹只按三万多人发,而八路军实际上人数已达八万人。于是成立了若干个独立团,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成了国民政府不承认的“黑户”先是划归到129师刘伯承摩下,后又归了386旅的陈赓。最后干脆在晋西北打出块地盘来,成了单干户。解放战争开始,李云龙团是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团,参加了中原突围,千里跃进大别山。淮海战役前,李云龙部配合华野打援,完成任务后却不许归建,粟裕将军和刘伯承不知做了笔什么交易,李云龙部又稀里糊涂编入华野十一纵队。1949年初,全军重新整编,李云龙部又隶属于三野a兵团。如此算来,李云龙归哪个山头呢?
林彪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、粟裕、陈康这些元帅,大将们都当过他的上司,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第一野战军也和他有点儿渊源,因为他抗战时老部队129师386 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役,后来成了一野的一个主力师,这个师的一个主力团的前身是李云龙独立团的一营。这样一来,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能扯上点儿关系。
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马天生,想搬倒一个元帅或一个大将并不难,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了,离政治旋涡太近了,一有风吹草动便注定在劫难逃。而李云龙这类的将军则不同,由于他复杂的经历,使他在军内的关系盘根错节,他不同时期的老战友构成了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,这些将军们不是当野战军的军长就是省军区司令,官职虽然不算很大,但都是手握兵权的实力人物,他们离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较远,想搬倒这样的将领,政治借口是不太好找的,也容易引起军队的不稳定。
马天生认为,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恩怨,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,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,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,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,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,除此之外,别的都是小事。可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,他凭直觉感到,李云龙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,从观点到行动都似乎故意和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对着干。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,但城府极深,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。马天生想,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?从他性格上分析,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,城市打成这样,他会视若无睹?
杜长海死得很蹊跷,马天生可不是傻子,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“井冈山兵团”活干得干净利索,极其专业。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,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和这支特种分队有关,这就有文章可作了。
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地没吱声,似乎在考虑什么,过了好一会儿,首长才说:“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,知彼知己嘛。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,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,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,不冲别的,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,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,林总的老部下,谁碰得?
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‘文革‘运动。你要密切注意,以这个人的性格,他迟早要做出点儿事来的。‘树欲静而风不止‘嘛,你应该知道,谁想对抗‘ 文革‘运动,不管他的资格多老,功劳多大,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“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,心想,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。
1967年2月,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、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,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,表示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的不满,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,惹下弥天大祸,被称为“二月逆流”此事触怒了毛泽东,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,面色阴沉,语调严厉地说:“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,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,公开地反对‘文... -->>
自从和李云龙吵翻后,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。其实,以他的地位,要想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络,资格还差点儿。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,哪里会把一个普通军职干部放在眼里?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,他的热线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,这是他的老上级了,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。这位首长当时相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其地位正如日中天。
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做了汇报,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。他认为,本市“文革”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来自李云龙,此人仗着资格老,有些战功,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,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,代表了相当一批高级干部,他们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一直抱有抵触情绪。
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,似乎很感兴趣,沉吟了半晌才说:“我听说过李云龙这个人,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129师的,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?他是谁的人?哪个山头的?告诉你,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,胜负还未见分晓。这一点,你要特别注意,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,但山头确实存在,这是事实。
几十年的武装斗争,能没山头吗?从1927年到1929年,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。红军时期的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和红26军,抗战时的l15、 120、129三个师和新四军,山西决死队,广东的东江纵队,海南岛的琼崖纵队,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,哪个不是山头?你查一下,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,这一点很重要,党内斗争历来如此,人事关系、组织关系盘根错节,不把情况摸清楚,弄不好会把自己搞进去。“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,那种审时度势、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经验,没有几十年的磨练是拿不下来的,马天生感到自己差远了。
李云龙的简历是明摆在那里的,马天生经过仔细研究,发现李云龙的情况比较特殊,他哪个山头也算不上,又和哪个山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长征之前他属四方面军,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,张国煮同中央红军反目率四方面军掉头二过草地,恰巧李云龙那个团没接到命令,原因是传令兵在传令途中不小心陷进沼泽淹死了。
李云龙一觉醒来发现四方面军都走了,他还纳闷了半天。他哪里知道党内高层中的斗争,他想得很简单,到哪儿不是干红军,跟谁干都一样。恰巧他团队驻地离林彪的一军团很近,李云龙便主动找上门去要求编入一军团,对于这白拣的一个主力团,林彪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因此,这次党内斗争使李云龙鬼使神差地成了林彪的部下。长征到陕北后,1938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,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挨了不同程度的整,惟独李云龙没事,他属于大红大紫的一军团,谁敢打他的主意?
抗战初期,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三万多人,粮饷枪弹只按三万多人发,而八路军实际上人数已达八万人。于是成立了若干个独立团,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成了国民政府不承认的“黑户”先是划归到129师刘伯承摩下,后又归了386旅的陈赓。最后干脆在晋西北打出块地盘来,成了单干户。解放战争开始,李云龙团是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团,参加了中原突围,千里跃进大别山。淮海战役前,李云龙部配合华野打援,完成任务后却不许归建,粟裕将军和刘伯承不知做了笔什么交易,李云龙部又稀里糊涂编入华野十一纵队。1949年初,全军重新整编,李云龙部又隶属于三野a兵团。如此算来,李云龙归哪个山头呢?
林彪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、粟裕、陈康这些元帅,大将们都当过他的上司,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第一野战军也和他有点儿渊源,因为他抗战时老部队129师386 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役,后来成了一野的一个主力师,这个师的一个主力团的前身是李云龙独立团的一营。这样一来,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能扯上点儿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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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天生认为,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恩怨,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,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,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,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,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,除此之外,别的都是小事。可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,他凭直觉感到,李云龙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,从观点到行动都似乎故意和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对着干。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,但城府极深,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。马天生想,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?从他性格上分析,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,城市打成这样,他会视若无睹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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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‘文革‘运动。你要密切注意,以这个人的性格,他迟早要做出点儿事来的。‘树欲静而风不止‘嘛,你应该知道,谁想对抗‘ 文革‘运动,不管他的资格多老,功劳多大,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“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,心想,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。
1967年2月,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、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,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,表示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的不满,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,惹下弥天大祸,被称为“二月逆流”此事触怒了毛泽东,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,面色阴沉,语调严厉地说:“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,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,公开地反对‘文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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