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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童年的记忆是遥远的,朦胧的;童年的记忆也是苦涩的,深情的

    故乡山话

    故乡在大巴山南麓的一个山阿里,是实在的“巴山蜀水凄凉地”故乡虽山色苍翠,却人烟星布;故乡虽空气清新,却处地偏远;故乡虽民风淳朴,却贫穷落后。故乡的山,毫无名气,因为那里没有了道成仙者;故乡的路,羊肠兽迹,蜿蜒于林莽荆棘;故乡的人,祖辈躬耕,骨子里融进了勤劳的基因。

    故乡的山,好像叫“子午山”可少人知晓,只镌刻在先人的墓碑上;故乡的名,好像叫“天官堂”只是在当今的卫星截图上才显露头角;故乡的人,大半都走出了大山,留守的都是老弱妇幼。

    故乡的树,多是松柏,终年披绿;还有青?麻柳,点缀其间;灌木野花,难识其名。童年时,满山都是水桶般粗的大树,直指苍天;林间兔奔狸走,花豹出没,百鸟争鸣;林下铺满松软的落叶,如踏地毯。有时为打发寂寞和无聊,会携把弯刀,漫无目的地穿行在林莽之中,或寻蘑菇,或采野果,或掏鸟蛋,或砍些适合的树杈做农具或弹弓;时不时碰上蛇或其它动物,必会惊出一身冷汗。稍长时,山中的大树被砍伐殆尽,只存荆棘护地,活水断流,满目萧瑟。近30年,政策调整,退耕换林,百姓自主,山树又年年疯长,恢复了山的本来的翠绿;故乡的山,又在希望中前行。

    故乡在偏远的山里,蜀道难行,犹如愚公所处的“太行王屋”距离县城约40公里;距离周边的场镇,多在10至20公里以上。童年时,那里没有公里,出门全靠“飞毛腿”;后来有了机耕道,偶有拖拉机代替人力;现在虽有小公路,但雨天也难通行。

    故乡的四周,有很多人家,多以姓氏聚居。或三五户,或七八家,没有定数。山前多为刘、苟二姓;山后多为陈姓;稍远点,王姓、谷姓、李姓亦多。周边的地名有大弯里、古墓弯、枧槽沟、刘家塬;山后则有漏米垭、四合面、旧房子、旁岭弯;稍远处有大坟坪、斑竹园、茶垭子、圆峰台、狮子寨、李家塬、上下谷家、大木林;山下则有大坟园、中间沟、龙行处、射口河;还有凉水溪、喜神滩等等;地名繁多,实难枚举。故乡原来是通江县铁佛区长滩公社所辖;后来将公社改为乡,更名为跑马乡;再后来撤区建镇并乡,现归为铁佛镇。故乡所在的村,1960年代叫五星管理区,后来叫五星大队,现在叫吴松坪村。

    有古诗道出了故乡所在的位置:象王脚下有陆嵌,对面北风朝三关;清水龙行向射口,犀牛狮子望长滩。都是一些地名。故乡的祖居,就在离“犀牛望月”不远的山下。从家登至山顶,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。山顶是密布的松树林,山势由北自南,蜿蜒而来,所以叫做“子午山”;山顶稍平处,据说早前有过一座小庙,叫做“天官堂”历史的陈迹已被树草掩蔽,留在心中的,只是一些古老的传说和模糊的记忆

    但愿故乡的山还能神话出新的奇迹。

    食堂岁月

    时间大约是1958年的初夏,强劲的共产风刮到了山里,也刮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,到处都建立起公共食堂。家家户户都把存粮和生猪搬到了食堂,大家在一起共食共餐,享受起“共产主义”的美好生活。因为山区居住分散,食堂多以自然居住点为基础建立。大的食堂有100多人的,中等的有几十人的。我们所在的食堂是由大弯里、古墓弯和我家共三个点的5家20多个人组成,在食堂中算是比较小巧袖珍的了。食堂设在大弯里,几家人都搬到大弯里居住。原来住的房子都空置起来。

    食堂开伙那天,很是热闹。杀了肥肥的猪,煮了白白的米饭,还有不少蔬菜。在大弯里的堂屋里摆了几桌。吃饭时,大家热情高涨,气氛融洽,都使劲地猛吃大嚼。因为不吃白不吃,多吃不吃亏。我也和小伙伴比赛吃粉蒸肉,每人都吃了一小土碗,整得满嘴流油。后来就是每天都在食堂吃饭,私人家不能生火煮食。如私自煮食被发现,会受到惩罚。

    食堂配有炊事员和事务员。炊事员负责煮饭做菜,事务员负责管理粮食和账务。炊事员是就近选择,事务员是其他食堂或生产队交叉安排的。因为是20多人的小食堂,两个人也能拿得转。食堂开始烧的柴火都是每家集中起来的,后来则是隔三差五统一安排人去山上砍来。砍柴是重体力活,吃饭时可以多加两勺稀饭。

    食堂头半年的日子还是充满阳光的。粮食油盐靠供应,饭能吃得饱,且每顿是现成的;大人们每天参加集体劳作,孩子们则放牛拣柴。时光就这样慢慢地过活着。1958年的下半年,壮劳力大多抽去大炼钢铁了,留守的劳力弱且少,地理的粮食很多没有及时归仓,红苕基本都烂在地里。孩子们去山上放牛时,会把没烂的红苕用手刨出来,点火烧着吃;吃不完的,就挖个小坑埋起来,打算下次放牛再去翻出来吃;可过几天去看,大多已经烂掉了。

    1959年,推行生产标准化。插秧得用一条绳子拉直,然后顺着绳子插秧。如此下来,耽误了农时,误了季节。后来,老天连续干旱,田地裂开,滴水如油。地里的庄稼枯死殆尽;田里的稻秧干黄可燃。加之国家贫穷,供应的口粮难以满足,由开始的半斤一天,逐步减少为3两、1两半,直至后来的一年无粮可供,全靠野菜度日。1959年的下半年至1960年的上半年,每人每顿两勺稀饭,稀饭中的米粒都数得过来,是真正的“大锅清水汤”每天全靠米糠、树皮和野菜充饥。人人骨瘦如柴,个个有气无力。给食堂砍柴的老头,没有力气去到更远的山上,就把房前屋后的大树逐次伐倒,劈成柈子。每当他走到一棵树下张望良久,然后似有不舍地把斧子挥向那树时,那树的生命也就终结了。于是房屋周围遮风挡雨的大树也就越来越少。

    吃饭人多的大食堂,不时有人被饿死的噩耗传来,会引起人们的唏嘘和恐慌,似乎也有走向末日的感觉。我们那20多人的小食堂,最终没有饿死人,大多苟延残喘到了食堂解散的那一天。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,几家的大人会一起想办法,因为办法总会在饥饿时灵光闪现。有时会趁事务员不在家时,去把生产队的蚕豆、红苕、洋芋等拔些回来,煮熟后大家分吃(看季节而定)。晚上大家一起作业,第二天早上派人去向生产队报告,说某处的庄稼被盗,让队里来人调查。队里一般也是睁只眼闭只眼,大多不了了之。有时会把麦种等挖些出来,磨细连麸做成饼子,大家分吃;麦种都是堆放的,上面留有记号,只能慢慢从缝隙处挖取,如果弄坏了记号,会被生产队发觉;麦种都是用“六六粉”处理过的,虽经用水洗过,吃的时候还是会有大股药味,但为了驱走饥饿,没人顾及太多。一次,生产队开会,几家人都有代表去参加,且都是妈妈级别的。散会时,她们看到在生产队院坝的旁边,有一张牛皮。几个人就翻山越岭将那牛皮顶了回来,然后连夜用火去毛,用斧砍切成块,每家分几块。煮熟后的牛皮,厚厚的,绵绵的,很劲道,很有嚼头,无油无盐,也很好吃。

    后来,虽然没有明文规定,但似乎可以允许私人家偷着煮些食物来吃。于是人们会去挖葛根,采水芹菜,摘灰灰菜等来充饥解饿。大约是1960年的一天,管食堂的事务员不在家。有人趁着夜黑,从房顶用绳子掉下,潜进保管室,偷走了不少大家的口粮。据说那被偷走的大米,后来在一个粪坑里被翻搅出来,已经发臭发胀。估计是盗者迫于压力,没有敢把生米煮成熟饭。在那饥荒的岁月,如此糟践粮食,实在可恨!还有一天晚上,抓住一个偷窃食堂南瓜的人,是漏米垭的。那人约四十多岁,瘦骨伶仃,个子高高,有气无力。被绑在柱子上,两个曾经是跟他一起学木匠的师兄弟,拿棍子和绳子抽打那人,他哎哟直叫,后来还是把他放了。饥饿的岁月啊,连师兄弟都不认了。那年的秋天,大约是播种秋洋芋的时候。一天,大人们都在“碑儿梁”干活,孩子们在那里放牛或玩耍。中午都回家吃饭,下午再去时,发现丢了一头黄牛,牛鼻绳是被镰刀割断的。于是大家都放下上午的既定农活,一边找牛,一边派人报告生产队。天擦黑时,在人们干活不远处的山崖下,发现了那头牛。牛已经死亡,在牛的屁眼上还捅着根木棒,显然是为人把牛整死的。第二天,公安特派员苟瑞太来了,还带了个在校的大学生帮忙。苟瑞太辈分很高,我得叫他祖祖。他们找人谈情况的间隙,小孩子好奇,就去瞅看。只看到那大学生在一张纸上画了个牛,其他看不懂。第三天,他们带走了一个人,说就是整死耕牛的人,那人就是那牛的看管人。那时的牛,都是集体的,分到各家喂养。破坏耕牛是重罪,那人被带到公社后,听说受到吊打和管制劳动。几个月后那人被放回家,不久就死去了。

    饥饿的岁月,记忆中最好吃的是甜菜疙瘩。每天早上上学时,几个小伙伴,都要在食堂的菜地里拔两棵甜菜,把泥土和菜叶去掉,把甜菜头装进书包,这是中午的午饭呢!有时的午饭是母亲为我准备的一种叫“沃壤草”的野菜,洗净、煮熟,然后捏成团,用手帕包好;中午在老师的锅里加热,然后食用。好心的老师有时会给放上点咸盐,以佐其味。那时的咸盐是很宝贝的,这就是难得的师生之情。

    饥饿的岁月,最难吃的是粗糠饼子和炒棉籽。粗糠饼子吃起来艰涩异常,难以下咽;吃后腹中发胀,拉不出来。棉籽则是吃时很香,吃后头晕脑胀。听说有的地方还有吃白土的,道听途说,不足为据。

    1961年的夏天,食堂解散了,口粮分到各家各户,自己煮食,人们有了自主权,可以靠勤劳去弥补粮食的不足。空闲时间会去找野菜,挖葛根等等,饥饿比吃食堂时有所缓解。

    在1961年的秋天,大弯里发生了一件令人至今难解的奇事:一天晚上,是每天人们准备睡觉的时间,突然听到碾子响起来,开始以为是有人在碾葛根渣,相互问问:谁这么晚还在碾葛根呢?都说没有。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趁着月亮跑去碾子那里查看,什么也没有。那响声好像又转到了对面的山上。此后的白天,如果仔细听,也能听到那咯吱吱咯吱吱的声音,一直持续了很久。人们问一个端公,他回答说是“地脉不安”到底是啥,至今没有弄明白。

    1961年的初冬,大人们都到山下的“枧槽沟”搞“大兵团”(就是全生产队的劳动力在一起突击干活)去了。我们几个上学的学生放学归来,都把饭碗端着,聚在打过场的稻草堆里边吃饭边说笑。突然间,我们都同时感觉有个公社来的干部进了一个女人的家。我们就放下饭碗,几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那家的屋后,想看个究竟。板墙的缝隙都是被稻草和泥土堵上的,什么也看不到;仔细听,也没动静;几个大点的孩子就怂恿一个较小孩子使劲推门。那孩子真的就使劲推了两下,但没推开,我们就一哄而散了。那天的事,有人告了状,我们几个都挨了自家大人的打,而且打得不轻。

    1962年的夏天,大约是胡豆小麦收获的时候,我家又从大弯里搬回了原来居住的老屋。此后,饥饿慢慢地远离而去,但日子仍然是十分紧巴巴的。好像是在农忙假期间,父亲扎了5把连枷,要我跟随大弯里的二婆赶麻石场去卖。5把连枷的重量,是我勉强能承受的,但要走20多里的山路,还是很艰难的。走到离场还有两里远的地方,有人要买,每把一毛五,我不卖;后来到了场上,开始没人问,后来有人嫌我开价的两毛太贵;眼看场要散了,我不得不以每把8分的价格脱手。平生第一次做生意,就如此不堪,很叫人失落。我将四毛钱买了两斤盐,买了一个饼子,还买了一本连环画叫甲午风云。散场后,跟二婆走散了,只好自己一个人沿着来路往回赶。路上碰到一个工作干部模样的人,问我:那娃,你们那里的秧插完没有?我回答:差不多了!他说:差不多,差不么多(就是还差很多的意思)吧!我不理他,只顾赶自己的路。

    上学七年

    1959年的秋天,快满8岁的我,去上学了。

    学校在离外婆家不远的地方,是新开设的民办学校。报名的前一天,自己一个人从大弯里走10里山路去到外婆家。第二天去报名。学校设在“下谷家祠堂”老师叫吴光义。学生人数大约20人以内,也就一个老师。祠堂是厚厚的土墙筑城,墙壁用石灰粉白,屋顶有雕花的房脊,祠堂正房的泥塑都用篾笆遮挡;教室在靠北的屋里;南屋是老师住宿和煮饭的地方;房前有个石板铺成的小院坝,可供学生课间活动;院坝外是条大路。学习课程有语文、算术、图画、大字。

    上学期间,寄宿在外婆家,吃饭在100多人的大食堂。食堂伙食很差,主要是野菜和地瓜秧等。有一次,吃了秋天腾地收下来的小嫩辣椒和辣椒叶子,拉不出大便,实在很难受。眼看着我的小身体日渐消瘦,父母不忍心,就给我转了学。转学的时间大约是在那年的11月前后,记得刚好学完语文的拼音课程。虽然在那里学习时间不长,但因为学习成绩优秀,表现也好,老师就让我加入了“少先队”红领巾是在转学后才带给我的。

    新去的学校归麻石区的三合公社管,设在红灯大队的六队,地名叫“旧房子”教室就在旧房子的堂屋里。那学校距离我们住的大弯里约有5里路的样子,每天与同在一个食堂的n和x一起上学。放学时,会沿路找野果子或可以吃的野菜充饥,如田里的慈姑子,荒坡里的红籽,或地上长的照鸡子(一种小野菜,根可以吃)。凡是能吃的,都在寻觅范围。

    学校也只有一个老师,叫邹德芹;有两个班,是复式的,人数大约也就30人左右。邹老师教学能力很强,很受学生爱戴。四年初小,换了四任老师。邹老师之后是叶老师,时间不久,叫啥不记得了。再之后是向福云老师。之后是向显云老师。显云老师教的时间最长,大约一年半左右。

    一年级下半期,期末考试,我语文数学都得了100分,得到邹老师的夸赞。考试时,我最先交卷,邹老师当即阅卷,打上大大的100分,然后放在黑板架上。那时,我小小的心灵确实有点激动。四年级毕业时,成绩优秀,显云老师亲自给写了张毕业表,前面是评语,后面是成绩,复写的。因为我要回到本公社参加高小升学考试,那张毕业表是必须要有的。

    旧房子学校的旁边,有一个土陶作坊,是三合公社搞的副业。每天下课时,同学们都会去看那些陶工制作各种陶器的操作。陶轮飞转,目不暇给,瞬间就把一块黄泥变成了各种形状的器物,感觉很是神奇。陶器的烧制分大窑和小窑。在生活困难的岁月,只烧小窑。小窑烧制的陶器,不上釉,既不美观,也不结实,是黄黄的泥土本色。大窑烧制的陶器上了釉,青紫的颜色,敲起来叮当作响。产品会在附近的各场镇销售,很受百姓喜欢。同学们常会去窑边捡拾一些破碎的陶碗或陶片,用作磨墨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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