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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早上八点多钟，太阳就已经老高，让人感觉到热意。广州城外鳞次栉比的商馆建筑下面，海珠炮台附近珠江河港湾里，三个年轻人，懒洋洋地坐在达德号（Dart）船的甲板上，用着早餐。作东的是达德号船长，英国人李奇（JohnLeach）。两位客人，一位是二十一岁的亚罗（Arro收藏*asKennedy）；另一位是“楚山（Chusan音译）”号船长，美国人鄂尔（CharlesEarl）。二十岁出头就当船长，拿到每月三十银圆的薪水，其实并非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出众的才干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国籍——三位船长的东家，都是中国人，中国船主雇请一位英美人士挂名船长，并在香港给船注册，就可取得悬挂英国旗的特权，受到英国人保护。
从达德号船望过去，可以看见五十码外的亚罗号划艇，夹杂在许多中国民船和舢板之间。这种中西合壁式的“划艇”（lorcha），乃是葡萄牙人发明，西欧式的船体，配以中国式@ 的帆和索，既便于中国船员操纵，又很结实，适于海洋航运。
亚罗号是六天以前，从澳门运大米来到广州的。在澳门，它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（JosedoRosario）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。罗萨利奥的货船，不久前遭海盗打劫，罗萨利奥本人被绑架，曾听到亚罗号从海盗手中接收打劫品。然而，等澳门当局派员警去拘捕亚罗号时，却发现它已经启程离开了。这个事实，直到七个月之后，才为英国驻华公使、香港总督包令所知。当时他应澳门总督之邀前往作客，从一张法文报纸上读到亚罗号与海盗有关的消息，当即向澳门总督求证。得到证实后，包令万分尴尬，等了一周才鼓起勇气向伦敦报告他的发现。
亚罗号在广州的运气，似乎没有象它在澳门那么好。那边船来船往的江面上，已经有两艘广东水师战船，向亚罗号驶来。两船上大约六十名官兵。前面船头的棉布顶盖之下，坐着水师千总粱国定。他们接到报告，上月遭到海盗洗劫的一位绅士，今晨突然发现，当日领头抢劫的海盗粱明太——这个曾制造多起海上劫案，并指挥匪船与官船对抗的头号通缉犯，出现在亚罗号上，身份是水手。
水勇们很快登上亚罗号，将十四名船员一一反绑，扔上官船。肯尼迪等三人见状大惊，急忙跳上舢板，划将过去，想了解是怎么回事。然而他们的汉语都不好，到得亚罗号上，指手画脚，说了半天，只让粱国定明白了一件事：肯尼迪需要留几个人在船上照料。粱国定倒比较通融，当即放了两名水手给他，然后押着其余十二人，开船而去。
后来，三位船长发誓说，他们曾看见一名大清水勇，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并扔掉。污辱国旗！这可是个严重问题。然而这个说法，并未得到其他人的证实。粱国定等人后来坚称船上未有英国旗升起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关于此事的最初电讯，也只说中英双方因亚罗号抓人事件而起争执，一字未提侮辱国旗。另外香港一份名为《中国之友》（FriendofChina）的英文报纸还报道，澳门83号划艇，当时正在在亚罗号旁边。船上的葡萄牙船长和水手，目睹了整个过程，他们说，事发时，并未看见亚罗号上升有英国旗。
不过，官船刚一离开，肯尼迪倒是立即升起了英国国旗。接着他就赶往商馆区的英国领事馆。亚罗号那张由港英当局颁发的执照，六天前抵达广州的时候，就已经交领事馆送验，并且一直留在那里，要等到开船时，由领事盖印发回。
英国驻广州领事一职，此时正由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苏格兰人代理。他叫巴夏礼（SirHarrySmithParkes）。巴夏礼自幼丧父，由叔叔扶养长大。十三岁时他来到澳门，投靠一位嫁给普鲁士传教士的表姊。在那里他学了一年汉语。次年，英国特使璞鼎查（SirHenryPottinger）非常欣赏这个十四岁孩子的才华，特意选他作为随员，带着他参加《南京条约》的签字仪式。
此后巴夏礼历任英国驻厦门、福州、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员，追随英国第一代驻华领事，多次跟中国官员交涉。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看这些交涉，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：跟中国人打交道，要想免除麻烦，唯一途径就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不可通融的态度。在任何事情上，不管它多么细小琐碎，多么不足轻重，都不可轻易让步，否则中国人就会得寸进尺，没完没了地提出新要求。仪式上和文字上的任何细微末节，尤须仔细检查，因为中国官员从小受到训练，相信权威来源于细节。拿细节做文章，在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三个月前，巴夏礼才从英国回到广州任职。在英国，这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，很快以他对中国事务的独到观察，给外交部留下深刻印象。首相巴麦尊、外相克兰顿（LordClarendon）和副外相哈蒙德（E-Hammond），都亲自跟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。等他回到中国接手广州领事时，在他和驻华公使包令以及英国外交部之间，看来已经就对华强硬立场达成共识。新的观点是：对华交涉，“调子一定要高”，绝不让步，绝不放过一件小事，一有机会就要提出广州入城问题。不难看出，此观点有着明显的巴夏礼印记。
这天，咸丰六年九月初十，西历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，巴夏礼听得肯尼迪来报，亲自带人赶往现场。扣了人的粱国定战船，此刻停泊在永清门外，被抓的船员还在船上。巴夏礼登上船，他要求将所有被扣水手交还给他。根据道光二十三年《虎门条约》，英国船只上任何船员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中国方面不得单方面逮捕。如果他们有犯法情事，须知会英领事，由后者进行调查，决定是否移送中国官府。
中国官员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要求。他们不认为这是一艘英国船。而且水手中夹杂有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，证据确凿，大清水师完全有权抓人。再者，此事已经报告上官。没有上官命令，绝不放人。
整个交涉，巴夏礼态度强硬，用词严厉，指控他们严重违背协议，必须立即放人。船上水兵对他的要求嗤之以鼻，针锋相对，威胁说，你的人胆敢强索，我们将不惜动武制止。争执中，一个水兵给了巴夏礼一巴掌。
回到领馆，巴夏礼立即致信两广总督叶名琛，要求放人，公开道歉，并且指明，一定要在有他在场的条件下，由粱国定本人亲自出面，当众将人送还亚罗号上。他同时还致信包令，通报情况。在这些信件以及随后的交涉中，巴夏礼从未提及自己遭打之辱。他在给朋友的私信中说，“我愿意将任何个人的东西排除在视野之外。”
叶名琛很快对照会作出反应。仅隔一天，十二日午时，他就派人来到英领馆，递上照复。叶表示，船上十二名水手，其中粱明太、粱建富二人，经受害人指认查明，确系海盗无误，另一人吴亚认则是重要证人，三人需继续审讯。其余九人随信送还。他还指出，亚罗号乃系咸丰四年，由中国人苏亚成在内地所造。现在的船东也是一位名叫方亚明的中国人，而不是英国人。显然这应当是一条中国船，大清兵勇上船缉捕要犯，不能说是违反条约。
这不行！巴夏礼拒绝领人。他坚持要求由粱国定本人当众释放全部水手，并且正式道歉。随后几天，他跟包令频繁交换信件，磋商对策。十四日，包令致信巴夏礼说，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执照，经查，两周前已经期满，此后没有再续。从法律上讲，亚罗号其实早就无权悬挂英国旗，也无权获得英国保护。
但是，包令继续说，中国人不知道执照已经过期。除了船主不是英国人这一点外，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此船不受英国保护的证据。“发不发执照是属于本政府的问题，中国人的行为，显然违反了补充条约第九条，它要求对英国船上中国人的起诉必须通过本政府。”
于是巴夏礼再给叶名琛照会，仍然声称亚罗号有权受到英国保护，要求释放全部... -->>
才早上八点多钟，太阳就已经老高，让人感觉到热意。广州城外鳞次栉比的商馆建筑下面，海珠炮台附近珠江河港湾里，三个年轻人，懒洋洋地坐在达德号（Dart）船的甲板上，用着早餐。作东的是达德号船长，英国人李奇（JohnLeach）。两位客人，一位是二十一岁的亚罗（Arro收藏*asKennedy）；另一位是“楚山（Chusan音译）”号船长，美国人鄂尔（CharlesEarl）。二十岁出头就当船长，拿到每月三十银圆的薪水，其实并非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出众的才干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国籍——三位船长的东家，都是中国人，中国船主雇请一位英美人士挂名船长，并在香港给船注册，就可取得悬挂英国旗的特权，受到英国人保护。
从达德号船望过去，可以看见五十码外的亚罗号划艇，夹杂在许多中国民船和舢板之间。这种中西合壁式的“划艇”（lorcha），乃是葡萄牙人发明，西欧式的船体，配以中国式@ 的帆和索，既便于中国船员操纵，又很结实，适于海洋航运。
亚罗号是六天以前，从澳门运大米来到广州的。在澳门，它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（JosedoRosario）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。罗萨利奥的货船，不久前遭海盗打劫，罗萨利奥本人被绑架，曾听到亚罗号从海盗手中接收打劫品。然而，等澳门当局派员警去拘捕亚罗号时，却发现它已经启程离开了。这个事实，直到七个月之后，才为英国驻华公使、香港总督包令所知。当时他应澳门总督之邀前往作客，从一张法文报纸上读到亚罗号与海盗有关的消息，当即向澳门总督求证。得到证实后，包令万分尴尬，等了一周才鼓起勇气向伦敦报告他的发现。
亚罗号在广州的运气，似乎没有象它在澳门那么好。那边船来船往的江面上，已经有两艘广东水师战船，向亚罗号驶来。两船上大约六十名官兵。前面船头的棉布顶盖之下，坐着水师千总粱国定。他们接到报告，上月遭到海盗洗劫的一位绅士，今晨突然发现，当日领头抢劫的海盗粱明太——这个曾制造多起海上劫案，并指挥匪船与官船对抗的头号通缉犯，出现在亚罗号上，身份是水手。
水勇们很快登上亚罗号，将十四名船员一一反绑，扔上官船。肯尼迪等三人见状大惊，急忙跳上舢板，划将过去，想了解是怎么回事。然而他们的汉语都不好，到得亚罗号上，指手画脚，说了半天，只让粱国定明白了一件事：肯尼迪需要留几个人在船上照料。粱国定倒比较通融，当即放了两名水手给他，然后押着其余十二人，开船而去。
后来，三位船长发誓说，他们曾看见一名大清水勇，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并扔掉。污辱国旗！这可是个严重问题。然而这个说法，并未得到其他人的证实。粱国定等人后来坚称船上未有英国旗升起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关于此事的最初电讯，也只说中英双方因亚罗号抓人事件而起争执，一字未提侮辱国旗。另外香港一份名为《中国之友》（FriendofChina）的英文报纸还报道，澳门83号划艇，当时正在在亚罗号旁边。船上的葡萄牙船长和水手，目睹了整个过程，他们说，事发时，并未看见亚罗号上升有英国旗。
不过，官船刚一离开，肯尼迪倒是立即升起了英国国旗。接着他就赶往商馆区的英国领事馆。亚罗号那张由港英当局颁发的执照，六天前抵达广州的时候，就已经交领事馆送验，并且一直留在那里，要等到开船时，由领事盖印发回。
英国驻广州领事一职，此时正由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苏格兰人代理。他叫巴夏礼（SirHarrySmithParkes）。巴夏礼自幼丧父，由叔叔扶养长大。十三岁时他来到澳门，投靠一位嫁给普鲁士传教士的表姊。在那里他学了一年汉语。次年，英国特使璞鼎查（SirHenryPottinger）非常欣赏这个十四岁孩子的才华，特意选他作为随员，带着他参加《南京条约》的签字仪式。
此后巴夏礼历任英国驻厦门、福州、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员，追随英国第一代驻华领事，多次跟中国官员交涉。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看这些交涉，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：跟中国人打交道，要想免除麻烦，唯一途径就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不可通融的态度。在任何事情上，不管它多么细小琐碎，多么不足轻重，都不可轻易让步，否则中国人就会得寸进尺，没完没了地提出新要求。仪式上和文字上的任何细微末节，尤须仔细检查，因为中国官员从小受到训练，相信权威来源于细节。拿细节做文章，在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三个月前，巴夏礼才从英国回到广州任职。在英国，这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，很快以他对中国事务的独到观察，给外交部留下深刻印象。首相巴麦尊、外相克兰顿（LordClarendon）和副外相哈蒙德（E-Hammond），都亲自跟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。等他回到中国接手广州领事时，在他和驻华公使包令以及英国外交部之间，看来已经就对华强硬立场达成共识。新的观点是：对华交涉，“调子一定要高”，绝不让步，绝不放过一件小事，一有机会就要提出广州入城问题。不难看出，此观点有着明显的巴夏礼印记。
这天，咸丰六年九月初十，西历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，巴夏礼听得肯尼迪来报，亲自带人赶往现场。扣了人的粱国定战船，此刻停泊在永清门外，被抓的船员还在船上。巴夏礼登上船，他要求将所有被扣水手交还给他。根据道光二十三年《虎门条约》，英国船只上任何船员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中国方面不得单方面逮捕。如果他们有犯法情事，须知会英领事，由后者进行调查，决定是否移送中国官府。
中国官员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要求。他们不认为这是一艘英国船。而且水手中夹杂有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，证据确凿，大清水师完全有权抓人。再者，此事已经报告上官。没有上官命令，绝不放人。
整个交涉，巴夏礼态度强硬，用词严厉，指控他们严重违背协议，必须立即放人。船上水兵对他的要求嗤之以鼻，针锋相对，威胁说，你的人胆敢强索，我们将不惜动武制止。争执中，一个水兵给了巴夏礼一巴掌。
回到领馆，巴夏礼立即致信两广总督叶名琛，要求放人，公开道歉，并且指明，一定要在有他在场的条件下，由粱国定本人亲自出面，当众将人送还亚罗号上。他同时还致信包令，通报情况。在这些信件以及随后的交涉中，巴夏礼从未提及自己遭打之辱。他在给朋友的私信中说，“我愿意将任何个人的东西排除在视野之外。”
叶名琛很快对照会作出反应。仅隔一天，十二日午时，他就派人来到英领馆，递上照复。叶表示，船上十二名水手，其中粱明太、粱建富二人，经受害人指认查明，确系海盗无误，另一人吴亚认则是重要证人，三人需继续审讯。其余九人随信送还。他还指出，亚罗号乃系咸丰四年，由中国人苏亚成在内地所造。现在的船东也是一位名叫方亚明的中国人，而不是英国人。显然这应当是一条中国船，大清兵勇上船缉捕要犯，不能说是违反条约。
这不行！巴夏礼拒绝领人。他坚持要求由粱国定本人当众释放全部水手，并且正式道歉。随后几天，他跟包令频繁交换信件，磋商对策。十四日，包令致信巴夏礼说，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执照，经查，两周前已经期满，此后没有再续。从法律上讲，亚罗号其实早就无权悬挂英国旗，也无权获得英国保护。
但是，包令继续说，中国人不知道执照已经过期。除了船主不是英国人这一点外，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此船不受英国保护的证据。“发不发执照是属于本政府的问题，中国人的行为，显然违反了补充条约第九条，它要求对英国船上中国人的起诉必须通过本政府。”
于是巴夏礼再给叶名琛照会，仍然声称亚罗号有权受到英国保护，要求释放全部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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